很多人不理解，中国有许多伟大的作家，留下无数的不朽的文学作品，而目前只有莫言拿到了诺贝尔奖。为什么不颁发给那些在我们看来成就并不亚于莫言的作家呢？
再一个问题就是，假设我坐在家里，写了一本在客观意义上达到了惊天动地的文学作品，我有没有可能获得诺贝尔奖？答案是不可能，不管这部作品多么优秀，也不行。
原因就是：影响力。
什么叫影响力，就是看过这本书的人是否足够的多，这个作品是否影响到了足够多的人。而且还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人，比如金庸的书影响了整个华文世界的整整两代读者，但我们不能说他有足够的世界范围的影响力。
而诺贝尔文学奖是很看重作品的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的。文学作品被翻译成的语言种类、发行区域、出版（再版）次数、读者的反馈、衍生出的讨论，都是影响力的指数。
而绝大部分中国的作家，缺乏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。我不太清楚郑渊洁，在我看来，郑渊洁的作品也是极好的，但似乎他的作品也局限于国内的影响力。
和大多数人想象不同的是，诺贝尔奖也是需要“运作”的，这并不是说找人去贿赂评委，而是在评委目光所能触及的地方去运作作家和他的作品，让评委注意到，才有可能让作家和作品进入评委的视线。还得找到足够重量级的作家（如往届诺贝尔奖得主）去评论作家和作品，甚至是直接提名。
那么莫言为什么可以拿到诺贝尔奖？因为莫言是少数在海外拥有比较强的影响力的中国现代作家。那么他为什么会有海外影响力呢？
大部分中国国内的现代作家是不看重海外影响力的，因为写作的文字是中文，读者群也是中国人，能把国内的影响力提升上去已经是极致了，作家大部分也缺乏海外运作的经验和渠道。而渠道是最重要的。
在80年代初，作家苏童（代表作《妻妾成群》）在中日文化交流的大环境下，接触到了日本的出版界，随着《妻妾成群》在90年代被改编成张艺谋的电影《大红灯笼高高挂》，日本有了一群苏童的忠实读者。这些读者中不乏出版界的人士，他们先是把苏童的作品翻译成日文出版，又翻译成其他语言文字如英语、意大利语等出版。
而苏童和莫言的关系非常好，这些日本人士来中国访问的时候，通过苏童的推荐，也接触到了莫言的作品，对作品非常赞叹。于是苏童的渠道也很快成为了莫言的渠道，莫言的影响力首先在日本得到了发展。这种影响力最后引起了一个人的注意，就是日本著名作家大江健三郎
大江健三郎对莫言的作品非常喜欢。94年大江健三郎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，在发言的时候，有段话是这么说的：
“不久后，这些系统还把我同韩国的金芝河、中国的莫言等结合在了一起。这种结合的基础，是亚洲这块土地上一直存续着的某种暗示——自古以来就似曾相识的感觉。当然，我所说的亚洲，并不是作为新兴经济势力受到宠爱的亚洲，而是蕴含着持久的贫困和混沌的富庶的亚洲。在我看来，文学的世界性，首先应该建立在这种具体的联系之中。为争取一位韩国优秀诗人的政治自由，我曾参加过一次绝食斗争。现在，我则对中国那些非常优秀的小说家们的命运表示关注。”
据说在后来的一次演讲中，大江健三郎甚至说：让我选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，就选莫言。
大江健三郎希望亚洲作家能够更多的扩展影响力，他认为亚洲的作家非常优秀，应当获得更多的文学奖项。
有了这位大牛背书，西方的文学评论者们无法再忽视莫言这个名字，于是莫言和他的作品进入了人们的视线，加上日本出版社成熟的运作体系，莫言的作品被翻译成更多的语言版本，在更多的国家出版，获得了更多的读者，影响力持续提升。
2009年12月，莫言的长篇《蛙》出版，2011年5月，《蛙》由日本著名学者吉田富夫翻译，并由日本中央公论新社出版，封面上印着大江健三郎的推荐语——亚洲最接近诺贝尔奖的作家。在大江健三郎的推荐下，日本文学界即刻掀起了一阵“莫言热”，让莫言成为日本读者最喜爱的中国当代作家。
和自然科学类诺贝尔奖是一样，影响力太重要了。大牛的背书很重要，诺贝尔奖得主、各国文学院院士、出版界重要人物，这些都属于大牛背书。
日本在过去30年拿到了30个诺贝尔奖，也是日本政府斥巨资为日本的科学家们运作的成果，举个例，如果一个化学教授有一个先进成果，他就需要去办讲座，让更多的学界人士来听，然后让这些人再去扩展他的成果影响力，而办讲座，是要有人有钱才能办的。要么就邀请业界大牛来参观访问，这些也是需要钱和人脉去运作的。
诺贝尔奖，一方面是作品或者成果的高度，一方面就是获奖者本身的影响力高度，两者都是需要花费巨大心血的成果。所以不存在坐在家里闭门造车，然后诺贝尔奖电话打过来。
人家都不知道你，更不知道你这么牛，怎么给你提名？怎么给你发奖？
你得先让人家知道你很牛，你的成果很厉害，所有人都要谈论你和你的工作，这就是影响力。
而大多数人还停留在“他们没眼光”、“他们故意不给我们发奖”的认知上。
所以还是那句话：“诺贝尔奖也要运作”。
